有人说心理危机干预是有钱人的事情，对穷人来说，吃穿是第一位的。丛中说，在灾难面前，在失去亲人的痛苦面前，谁敢说穷人的心理伤痛比富人的轻？丛中参与了北大山鹰社山难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。那一次，北大山鹰社5名学生登山时不幸遇难。一位农村学生的母亲躺在招待所的床上，不吃不喝不说话好几天，在丛中几人的劝慰下终于哭出了声，诉说孩子的不容易，上大学后每年暑假都要外出打工挣够下学期的费用，“孩子在我们这个家没享过一天福”。一位遇难学生的父亲坚决要求政府继续搜救，他说他儿子身高一米八，带着20多公斤的食物，还有铁锹等物，即使陷进雪里，也会在雪里挖一个坑，吃着东西，渴了化雪水喝，等人们来救他，政府不能不管，其实这时已经发生山难20天了。他这是一种愿望，是不愿意承认孩子已经遇难的现实。心理专家耐心地听家长讲完后，轻声问他：“你估计再过多长时间，孩子就会背着包、拿着铁锹出现在家门口，站在您面前呢？”家长一下子就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除非观音菩萨显灵。”这才把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宣泄出来。  

　　心理医生最应该具备的就是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，丛中在进行干预的时候经常会跟着对方的讲述而落泪，但他说，仅有落泪是不够的，实施救助的人一条腿在岸上，一条腿在水里，才能把两条腿都在水里的人救上岸。没有感情上的共鸣就无法理解他，只有情感反应，跟着号啕大哭也不行，所以心理医生“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”，既能置身其中又能度身其外，以情感拉近距离，以理智引导救助。  

　　危机干预的网络，特别是社区的救助干预网络，我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空白地带。人们可以定期查身体，做B超、做CT了，而心理方面则完全是“裸露”的，没有一个保护层——  

　　跟感冒要吃药一样  

　　丛中指出，我国心理专家进行心理危机干预现在是以志愿者面目出现，处在好人好事的层面上，有市场需求但目前没有一个完整健全的市场机制，保险公司没有这个险种，公费医疗也没有这一项，政府没有这笔预算，非政府组织也没有这方面的机构，所以推不开，做不大。人们还不能想到并主动寻求帮助，接受心理治疗。  

　　2002年4月17日，由卫生部、民政部、公安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的“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”中已经将受灾人群列为重点人群，提出：“加快制定《灾后精神卫生救援预案》，从人员、组织和措施上提供保证，降低灾后精神疾病发生率。建立国家重大灾害后精神卫生干预试点，开展受灾人群心理应激救援工作。到2005年，重大灾害后干预试点地区受灾人群获得心理救助服务的比例达20％，到2010年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中50％获得心理救助服务。”与这个目标形成明显差距的是精神科医生全国目前仅有不到15000名，而在这仅有的15000名精神科医生中，掌握危机干预专业知识的还不足1／3。相对于平均每年2亿以上受到各种危机事件影响的我国人群，能直接提供的服务十分有限。  

　　可喜的是，2004年5月，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心理卫生机构——杭州市心理危机干预中心正式挂牌，被称作“杭州模式”。杭州市政府要求，把公民的心理健康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，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中。赵国秋是这里的执行主任。赵国秋说，在危机干预方面，我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就是各种群众组织比较多，从共青团、工会、妇联到学校的辅导员等等，这些人经过专业培训，能比较快地进入状态，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后备军，加上政府和公众对精神卫生的重视，有理由相信危机干预在我国会有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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